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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满清覆灭，民国肇兴。当时在中国各地出现了以北洋军阀为主要势力的地方军阀割据势力，而在广东惠州出现了以地方军阀陈炯明雄踞岭南、叱咤一方。然而陈炯明又是北洋历史上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在中国官方的主流宣传和人们的印象里，陈炯明又是一个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具体罪证就是1922年的“6·16炮轰总统府”事件，进而逼迫孙中山化妆后逃往上海的法租界。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而且陈炯明曾是孙中山倡议发起成立的同盟会的会员，但是后来孙、陈二人却彻底决裂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而且陈炯明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是否又真的存在呢？并且当时的广州市区的百余贫民又是丧命谁的手里呢？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具体合作是在护法运动而开始的。起初，孙中山是给予陈炯明以很高评价的，而且孙对陈也一直是非常欣赏的。孙中山曾感慨地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简朴，我也不如。”而且孙中山还以“狼、大、快”三个字来比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里的“狼”字也是比喻他勇猛进取。
但是后来，被外界所知晓的孙、陈二人的分歧与分裂却来自于一次重要的选举。1921年4月，有两百多名议员都齐聚广州，来召开一次非常国会。国会在孙中山的坚决实行记名要求下，投票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这次举动，遭到了陈炯明的坚决反对。陈炯明认为：根据《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参、众两院联席选出。出席会议的议员至少要达到全部议员人数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进行总统选举。然而当时在广州参加会议的议员却只有200多人，远远不够原有众议员人数的一半人数，而且此次选举实行的是记名投票。陈炯明认为这简直就是在自毁法律！同时，陈炯明还质疑说：“这与之前的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呢？”当时在北京出现的“伪政府”的情况下，（我们）在南方又“建立”一个“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果只能让南、北双方之间再度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且拒绝去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就此二人的政治分歧也开始明朗化。而且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时，他们二人的分歧，还有民主理念的迥然不同也就为他们后来的决裂埋下了隐患。
陈炯明是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陈炯明是秀才出身，个性温和，虽然他也曾加入了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但是他与众多的革命党所不同的是，他把加入同盟会要施展其政治抱负仅仅当成了一种革命手段，实际上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便让他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会员信奉的“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不同。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手段，去武力颠覆北洋政府，实现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然而陈炯明则主张要“联省自治”，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在广东搞好民主自治，然后仿照美国，如美国在各地的十三州纷纷实现自治，然后再来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用此种办法来用“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整个中国的永久统一。
陈炯明的这种“联省自治”的观点，与当时国内的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普遍都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展开后，北美的13州脱离英国，经过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才建立起“联邦”的。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也为当时久经战乱、渴望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当时中国情况下，南、北方政府都没有办法让全国实现统一，与其要南北内战，还不如在各省首先实行自治，然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就可以通过不诉诸武力的方式，让民众也可以免于生灵涂炭，最终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
陈炯明一直都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陈炯明在《建设方略》文章中，就曾经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间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远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既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有实现也。”但是孙中山却认为，中国是刚刚从清朝封建专制社会的皇权中走出来，首先需要的区别的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都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并发誓效忠领袖。同时他还认为人民是“无无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便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以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陈残暴、拯救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但是陈炯明却认为，让所有党员都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这在本质上又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孙中山的民众保姆学说也遭到陈炯明的非常尖锐的批评。陈炯明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陈炯明对自治治理国家的理论和理念，他不但有着深入的思考，而且还有着很深的实践。1909年，陈炯明就首先在自己的家乡海丰县创办了《海丰自治报》，倡导“自治”以来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同年，陈炯明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的议员，这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他从政的几年间，他就曾非常明确、系统地提出了“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草案”，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选精通政治的人员来专门研究城镇乡的自治办法，以此来推动“自治”的有序进行。他在担任议员期间，就先后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切合实际并极具操作性的提案。也正是基于这些年来的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使得陈炯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了孙中山一系列观点的种种破绽。陈炯明批评孙中山道：“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规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由长足之进步。”陈炯明、孙中山两人对“政治”这一词汇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分歧，用当时吴佩孚的话来说，就是：“余信政治的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是一种技术。”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炯明宁愿失去权位，也不愿意背弃自己对于民众的诺言。
此外对于苏联的态度上，也是孙中山、陈炯明二人产生尖锐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1920年，苏联列宁派来的密使波特波夫曾专门拜访了当时在南方最具实力的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却要求他放弃外蒙古，要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如此来表示苏俄还可以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来使用，但是苏联人的这些险恶用心却遭到陈炯明的严词拒绝。
列宁密使波特波夫在陈炯明处碰了一个大钉子之后，又转身找到了孙中山，进而二人一拍即合。此后，孙中山一直与苏联方面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于孙中山的这种做法，陈炯明却并不认同，而且从来就不赞成。陈炯明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的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1921年6月，一直秉承坚持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粤桂战争。当时陈炯明却认为：此时中国民众生活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而且将士疲惫，军费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目的；同时他仍然主张其先完成广东省的立宪，然后再商议国家立宪的问题，要首先确立民治的这一重要基础，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推进全国统一。在遭到陈炯明的消极抵制后，孙中山与陈炯明两人的摩擦便不断发生，乃至升级，以致导致孙中山最后愤然说：“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竞存是陈炯明的字。
有一种传言说孙中山曾将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去刺杀陈炯明。但是事有不密，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陈炯明的耳中，随即陈、孙两人的嫌隙也从此就无法弥补。在美国国家档案局在1946年以后才公开的一份机密文件中，广州美国领事报告：1922年4月中旬，因北伐军进入湖南不成功，改道进攻江西，孙中山也在梧州的一次军事会议席上说：南方有三人---陈炯明、唐继尧、赵恒惕---都应该受到严厉处罚。这件事情，英国领事也有着同样的报告。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回省公干，在广久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历史一直说是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但实际上在这个关键时刻真正刺杀邓铿的显然不是陈炯明，那么刺杀的主谋显然就指向了孙中山。
密切关注中国复杂局势的美国副领事，在当年4月4日的一份报告中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机构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军阀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的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夜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随后，陈炯明因表示无法接受孙中山令其参加北伐，并且难以筹措到500万元军费而被孙中山免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务，仅给陈炯明保留下了一个陆军总长的职务。
1922年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召开誓师大会，北伐行动如箭在弦。孙中山又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孙试图以高官诱惑来分化陈炯明的陈家军。但是孙中山的此种把戏，叶举并不买账，反而在10天后突然率领60多个营的粤军开入省城，成为广州城的实际控制人。
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南、北两个政权彼此处于对峙状态。孙中山为表明自己“天下为公”的志愿，他还多次对外界放话说：“只要‘独裁’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台，他也将同时下野。”
6月2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在国内外强大的的政治压力下，宣布辞职。于是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兑现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誓言，以实现国家的共和和统一。其中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联名要求孙中山下台。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断然拒绝了药其辞职下野的呼吁。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的社会名望也迅速下跌。对此，陈炯明也对孙中山异常反感。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就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尽管当时北洋政府几乎同时宣布要实施孙中山所一直坚持恢复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也总算是宣告成功了。但是孙中山仍然不顾陈炯明的反对，仍然坚持要用暴力手段继续推翻北洋政府。在陈、孙两人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孙中山警告粤军几个下级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以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舰可以直接驶入陈炯明的老巢！”此时的孙中山已经丧失理智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
在此种危急情况下，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武力驱逐孙中山下台。陈炯明听闻消息后，立即派秘书带着他的亲笔信劝叶举他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陈炯明在信中说：“如果孙中山是出兵北伐大获全胜，那么大家都会有好处；如果失败了，那么我还可以以陆军部长的身份将部队调返东江，收拾残局。”叶举当着陈炯明秘书的面，将信掷落地上，厉声说陈炯明是书生之见，不懂军事，他让人转告陈炯明，事情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陈炯明收到回复后，一怒之下，打碎了茶杯。
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他们采取的行动与蔡元培等社会名流所提出来的要求完全相同，就是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叶举的目的并非是要致孙中山于死地。所以他们在开炮之前，让人先打电话给孙中山并透露了开炮的消息，让其赶快逃跑！孙中山离开府邸后，粤军遂开始围攻总统府，守军拒不投降，他们就开了三响土炮，以起到威慑的作用。此时孙中山已经登上永丰舰，宣布和叛军开战。
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的报道和英、美两国的外交官的相关记载，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舰船上的大炮炮轰广州。当时海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得到海军司令的命令。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下令，在孙中山下令开炮后，一时也没有士兵敢于动手，孙中山在气急败坏之际，索性自己亲自开炮，炮轰广州市区。这也便是“孙大炮”名号得以传开的由来。
孙中山炮击广州后，胡适曾批评说：“远处失去了全国人的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在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后，孙中山只好在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退入上海的法租界。
此后很多年，有多位历史学家研究，在“六一六事件”发生时，陈炯明绝对不是主谋。孙中山炮轰广州后，陈炯明还禁止部下组织大规模的反击，让孙中山得以安全离开广东，实际上救了孙中山一命。
陈炯明在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后，吴稚晖、汪精卫等人还曾经一度想让他们破镜重圆，孙中山念及旧情，当时也是用人之际，便说：“如他肯写悔过书，可不咎既往！”当说客把孙中山让其悔过认错的意思转达给陈炯明以后，陈炯明当即断然拒绝。陈炯明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无过可悔”！
由于国民党后来统一了中国，因此陈炯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叛逆者，以至于现在仍有很多人以为，陈炯明是靠孙中山起家的，是陈炯明赶走了孙中山。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陈炯明就是广东省谘议局的一名议员，他的同盟会身份当时也是秘密的，不能公开，所以也根本谈不上他是跟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是海外革命家，十六年来一直未踏入中国半步，陈炯明又是如何追随的孙中山呢？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的那些年间，组建循军。广东惠州古时即称循州，所以说称陈炯明为广东都督是实至名归的。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合作，实质上是孙中山依附了陈炯明，而不是什么陈炯明依附了孙中山。即使说，陈炯明、孙中山二人结成了联盟，也都是二人的相互依附。
孙中山在南方广州，自任非常大总统，很少赢得外界的支持或承认。当时给孙中山撑腰的最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那依然是陈炯明、陈将军。
关于孙中山和陈炯明之争，在陈炯明死的时候，国学大师章太炎为他写过一篇墓志铭，以此来作为孙中山、陈炯明两人关系恶化原因的佐证，他说在民国六年的时候，孙中山开始自称大元帅，很快被赶走了，退到上海。后来听说，陈炯明胜利了，就又回来了，由此可见，陈炯明并不是依附于孙中山才。孙中山靠陈炯明来打天下，陈炯明帮助孙中山撑起了南方政权。如果二人在决裂前能够演出一幕“将相和”，那么那段历史可能会是另一副结局。那么中国的近代历史或许会重新来书写了。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正有着坚定政治信仰的仁人志士，绝不会因为个人交情而放弃自己追求的真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临死的时候，陈炯明还亲笔书写一幅挽联：“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清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在中国官方的主流宣传和人们的印象里，陈炯明又是一个背叛孙中山的反动派。具体罪证就是1922年的“6·16炮轰总统府”事件，进而逼迫孙中山化妆后逃往上海的法租界。那么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而且陈炯明曾是孙中山倡议发起成立的同盟会的会员，但是后来孙、陈二人却彻底决裂了，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而且陈炯明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是否又真的存在呢？并且当时的广州市区的百余贫民又是丧命谁的手里呢？
一．孙、陈合作及分裂
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具体合作是在护法运动而开始的。起初，孙中山是给予陈炯明以很高评价的，而且孙对陈也一直是非常欣赏的。孙中山曾感慨地说：“陈炯明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简朴，我也不如。”而且孙中山还以“狼、大、快”三个字来比喻陈炯明的革命作风。粤语里的“狼”字也是比喻他勇猛进取。
但是后来，被外界所知晓的孙、陈二人的分歧与分裂却来自于一次重要的选举。1921年4月，有两百多名议员都齐聚广州，来召开一次非常国会。国会在孙中山的坚决实行记名要求下，投票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的这次举动，遭到了陈炯明的坚决反对。陈炯明认为：根据《总统选举法》，总统应由参、众两院联席选出。出席会议的议员至少要达到全部议员人数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进行总统选举。然而当时在广州参加会议的议员却只有200多人，远远不够原有众议员人数的一半人数，而且此次选举实行的是记名投票。陈炯明认为这简直就是在自毁法律！同时，陈炯明还质疑说：“这与之前的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呢？”当时在北京出现的“伪政府”的情况下，（我们）在南方又“建立”一个“伪政府”，用一个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去反对另一个同样不符合法理的“伪政府”，这是非常行不通的，结果只能让南、北双方之间再度陷入无休无止的战争之中。
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且拒绝去参加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就此二人的政治分歧也开始明朗化。而且实际上早在1909年，陈炯明加入同盟会时，他们二人的分歧，还有民主理念的迥然不同也就为他们后来的决裂埋下了隐患。
陈炯明
陈炯明是1878年1月13日（清光绪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白町乡。陈炯明是秀才出身，个性温和，虽然他也曾加入了信奉革命激进的同盟会，但是他与众多的革命党所不同的是，他把加入同盟会要施展其政治抱负仅仅当成了一种革命手段，实际上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建设”。这便让他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大部分同盟会会员信奉的“革命至上”、“革命流血至死”的心态和主张完全不同。当时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中央集权”，要以“北伐”这种暴力手段，去武力颠覆北洋政府，实现统一中国，成立中央政府。然而陈炯明则主张要“联省自治”，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在广东搞好民主自治，然后仿照美国，如美国在各地的十三州纷纷实现自治，然后再来建立与其相仿的联邦政制。用此种办法来用“南北妥协”的和平手段来谋求整个中国的永久统一。
陈炯明的这种“联省自治”的观点，与当时国内的一部分学者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普遍都认为，美国的崛起正是因为独立战争展开后，北美的13州脱离英国，经过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才建立起“联邦”的。这些学者认为，美国的这段历史也为当时久经战乱、渴望统一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可行选择。既然当时中国情况下，南、北方政府都没有办法让全国实现统一，与其要南北内战，还不如在各省首先实行自治，然后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就可以通过不诉诸武力的方式，让民众也可以免于生灵涂炭，最终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
中间站立者为孙中山
陈炯明一直都对“联省自治”非常推崇。1921年2月，陈炯明在《建设方略》文章中，就曾经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间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远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既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有实现也。”但是孙中山却认为，中国是刚刚从清朝封建专制社会的皇权中走出来，首先需要的区别的皇权主义的“一党专政”及以“军政”、“训政”的思想来统一中国。他要求所有党员都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并发誓效忠领袖。同时他还认为人民是“无无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便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以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陈残暴、拯救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但是陈炯明却认为，让所有党员都在“绝对服从党魁”的党章下签字效忠，这在本质上又与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君主换成了党魁而已。孙中山的民众保姆学说也遭到陈炯明的非常尖锐的批评。陈炯明认为：“政府把国民当成‘无知可怜’的幼儿，那人民就永远会是长不大的‘无知可怜’的幼儿，永远不可能实现民主政治。”
陈炯明
二．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实践
陈炯明对自治治理国家的理论和理念，他不但有着深入的思考，而且还有着很深的实践。1909年，陈炯明就首先在自己的家乡海丰县创办了《海丰自治报》，倡导“自治”以来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同年，陈炯明当选为广东省谘议局的议员，这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他从政的几年间，他就曾非常明确、系统地提出了“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草案”，建议设立城镇乡地方自治研究所，遴选精通政治的人员来专门研究城镇乡的自治办法，以此来推动“自治”的有序进行。他在担任议员期间，就先后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切合实际并极具操作性的提案。也正是基于这些年来的长期的政治实践积累，使得陈炯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了孙中山一系列观点的种种破绽。陈炯明批评孙中山道：“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规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由长足之进步。”陈炯明、孙中山两人对“政治”这一词汇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分歧，用当时吴佩孚的话来说，就是：“余信政治的要谛在于道德，而孙先生似认为政治是一种技术。”崇尚传统道德立身的陈炯明宁愿失去权位，也不愿意背弃自己对于民众的诺言。
此外对于苏联的态度上，也是孙中山、陈炯明二人产生尖锐分歧的一个重要方面。1920年，苏联列宁派来的密使波特波夫曾专门拜访了当时在南方最具实力的陈炯明，表示愿意全力支持他统一中国，但是却要求他放弃外蒙古，要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如此来表示苏俄还可以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供给粤军来使用，但是苏联人的这些险恶用心却遭到陈炯明的严词拒绝。
列宁密使波特波夫在陈炯明处碰了一个大钉子之后，又转身找到了孙中山，进而二人一拍即合。此后，孙中山一直与苏联方面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于孙中山的这种做法，陈炯明却并不认同，而且从来就不赞成。陈炯明认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不在强权而在公理，不在抗争或报复，而在诉诸国际之间的同情及其相互之利益”。
广东省军政府
三．孙中山拒不辞职，孙、陈公开决裂
1921年6月，一直秉承坚持要武力统一中国的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粤桂战争。当时陈炯明却认为：此时中国民众生活甚苦，不能再轻易发动战争，而且将士疲惫，军费不足，根本不可能完成北伐统一中国的目的；同时他仍然主张其先完成广东省的立宪，然后再商议国家立宪的问题，要首先确立民治的这一重要基础，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推进全国统一。在遭到陈炯明的消极抵制后，孙中山与陈炯明两人的摩擦便不断发生，乃至升级，以致导致孙中山最后愤然说：“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竞存是陈炯明的字。
北伐战事开始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回省公干，在广久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方面的官方历史一直说是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但实际上在这个关键时刻真正刺杀邓铿的显然不是陈炯明，那么刺杀的主谋显然就指向了孙中山。
密切关注中国复杂局势的美国副领事，在当年4月4日的一份报告中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机构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军阀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的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夜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随后，陈炯明因表示无法接受孙中山令其参加北伐，并且难以筹措到500万元军费而被孙中山免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总长职务，仅给陈炯明保留下了一个陆军总长的职务。
广州市民国老照片
1922年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召开誓师大会，北伐行动如箭在弦。孙中山又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孙试图以高官诱惑来分化陈炯明的陈家军。但是孙中山的此种把戏，叶举并不买账，反而在10天后突然率领60多个营的粤军开入省城，成为广州城的实际控制人。
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南、北两个政权彼此处于对峙状态。孙中山为表明自己“天下为公”的志愿，他还多次对外界放话说：“只要‘独裁’的北洋政府徐世昌下台，他也将同时下野。”
6月2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在国内外强大的的政治压力下，宣布辞职。于是一时间，社会各界纷纷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兑现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誓言，以实现国家的共和和统一。其中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名流甚至联名要求孙中山下台。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孙中山断然拒绝了药其辞职下野的呼吁。顿时，社会各界大失所望，孙中山的社会名望也迅速下跌。对此，陈炯明也对孙中山异常反感。他说：“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就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就不必造反了”。
尽管当时北洋政府几乎同时宣布要实施孙中山所一直坚持恢复的《临时约法》，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也总算是宣告成功了。但是孙中山仍然不顾陈炯明的反对，仍然坚持要用暴力手段继续推翻北洋政府。在陈、孙两人矛盾一触即发的时候，孙中山警告粤军几个下级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以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舰可以直接驶入陈炯明的老巢！”此时的孙中山已经丧失理智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
陈炯明
四．陈炯明对孙中山仁至义尽
在此种危急情况下，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武力驱逐孙中山下台。陈炯明听闻消息后，立即派秘书带着他的亲笔信劝叶举他们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陈炯明在信中说：“如果孙中山是出兵北伐大获全胜，那么大家都会有好处；如果失败了，那么我还可以以陆军部长的身份将部队调返东江，收拾残局。”叶举当着陈炯明秘书的面，将信掷落地上，厉声说陈炯明是书生之见，不懂军事，他让人转告陈炯明，事情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陈炯明收到回复后，一怒之下，打碎了茶杯。
6月16日凌晨，叶举开始行动。他们采取的行动与蔡元培等社会名流所提出来的要求完全相同，就是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叶举的目的并非是要致孙中山于死地。所以他们在开炮之前，让人先打电话给孙中山并透露了开炮的消息，让其赶快逃跑！孙中山离开府邸后，粤军遂开始围攻总统府，守军拒不投降，他们就开了三响土炮，以起到威慑的作用。此时孙中山已经登上永丰舰，宣布和叛军开战。
根据当年香港中英文报纸的报道和英、美两国的外交官的相关记载，1922年6月17日，孙中山以海军舰船上的大炮炮轰广州。当时海军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得到海军司令的命令。由于没有海军司令的下令，在孙中山下令开炮后，一时也没有士兵敢于动手，孙中山在气急败坏之际，索性自己亲自开炮，炮轰广州市区。这也便是“孙大炮”名号得以传开的由来。
孙中山炮击广州后，胡适曾批评说：“远处失去了全国人的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们，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孙中山
在遭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后，孙中山只好在8月9日乘英国炮舰离开广州，退入上海的法租界。
此后很多年，有多位历史学家研究，在“六一六事件”发生时，陈炯明绝对不是主谋。孙中山炮轰广州后，陈炯明还禁止部下组织大规模的反击，让孙中山得以安全离开广东，实际上救了孙中山一命。
陈炯明在与孙中山公开决裂后，吴稚晖、汪精卫等人还曾经一度想让他们破镜重圆，孙中山念及旧情，当时也是用人之际，便说：“如他肯写悔过书，可不咎既往！”当说客把孙中山让其悔过认错的意思转达给陈炯明以后，陈炯明当即断然拒绝。陈炯明认为自己没有错误，“无过可悔”！
由于国民党后来统一了中国，因此陈炯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视为是国民党的叛逆者，以至于现在仍有很多人以为，陈炯明是靠孙中山起家的，是陈炯明赶走了孙中山。实际上，在辛亥革命前，陈炯明就是广东省谘议局的一名议员，他的同盟会身份当时也是秘密的，不能公开，所以也根本谈不上他是跟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是海外革命家，十六年来一直未踏入中国半步，陈炯明又是如何追随的孙中山呢？
陈炯明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的那些年间，组建循军。广东惠州古时即称循州，所以说称陈炯明为广东都督是实至名归的。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合作，实质上是孙中山依附了陈炯明，而不是什么陈炯明依附了孙中山。即使说，陈炯明、孙中山二人结成了联盟，也都是二人的相互依附。
孙中山在南方广州，自任非常大总统，很少赢得外界的支持或承认。当时给孙中山撑腰的最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那依然是陈炯明、陈将军。
五．孙、陈决裂，任后人评说
关于孙中山和陈炯明之争，在陈炯明死的时候，国学大师章太炎为他写过一篇墓志铭，以此来作为孙中山、陈炯明两人关系恶化原因的佐证，他说在民国六年的时候，孙中山开始自称大元帅，很快被赶走了，退到上海。后来听说，陈炯明胜利了，就又回来了，由此可见，陈炯明并不是依附于孙中山才。孙中山靠陈炯明来打天下，陈炯明帮助孙中山撑起了南方政权。如果二人在决裂前能够演出一幕“将相和”，那么那段历史可能会是另一副结局。那么中国的近代历史或许会重新来书写了。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正有着坚定政治信仰的仁人志士，绝不会因为个人交情而放弃自己追求的真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临死的时候，陈炯明还亲笔书写一幅挽联：“唯英雄能生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千秋清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私情公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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